中国军事地理密码:“从西向东、从北向南”为何屡屡应验?
公元前202年,在结束为期四年的楚汉之争、击败楚霸王项羽后,刘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:汉帝国的首都,究竟是要建在长安,还是洛阳?
这一年,他车驾来到洛阳,大有在此定都的意向。
对于刘邦和他的手下文武大臣来说,他们大多属于(函谷)关(以)东人,定都洛阳,毗邻家乡,并且洛阳也算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:东有成皋(虎牢关),西有殽邑(崤山),背靠黄河,面临伊水、洛河,形势险峻,可谓少有的宝地。
刘邦的烦恼:“从西向东”的秘密
正当刘邦属意洛阳之时,来自齐地的一个小兵、戍卒娄敬求见了刘邦,并向刘邦献言说:大王你为何要选在洛阳这个小地方呢?“秦地(关中平原、长安一带)被(崤)山带(黄)河,四塞以为固,卒然有急,百万之众可具也。因秦之故,资其美腴之地,此所谓天府者也。”
娄敬说得在情在理,刘邦也有所动心,他衷心明白,四年楚汉相争中,他屡屡被项羽所败、狼狈逃命,都是幸亏驻守在关中长安一带的萧何,及时征兵、运粮救急,他才得以多次逃过大难,最终反败为胜、击败项羽夺得天下,但话说过来,娄敬毕竟只是一个小兵,跟那些撺掇他定都洛阳的人相比,娄敬人微言轻,他心里有些难以定夺。
就在这个时候,张良站了出来。
张良也力主定都长安,他说:洛阳虽然险固,但地方太小,方圆不过数百里地,“田地薄,四面受敌,此非用武之国也。”相反,长安隶属关中地区,东有崤山、函谷关之险,西有甘肃、四川作为后方,“沃野千里,南有巴蜀之饶,北有胡苑之利,阻三面而守,独以一面东制诸侯·····此所谓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也。”
张良分析得入情入理,刘邦最终由此定计,西汉正式定都长安。
▲楚汉相争形势图:刘邦从西向东击败了项羽。
刘邦依托关中、击败项羽,定都长安,这里面,潜藏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惊天秘密。
在刘邦之前,周武王也是依托关中,征伐灭亡位处河南安阳一带的商国;秦始皇则是依据秦国立足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,最终得以耀武东方、消灭六国、统一天下;而在汉朝之后,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凭借着立都长安、坐拥关中的有利形势,最终以弱小的国力反而消灭了位处东方的强大北齐,从而统一北方,并为后来的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。
总结这些历史事件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脉络和共同点:即这些王朝赖以兴盛和发家取胜的路径,都是:
从西向东。
想当初,公元前1000年左右,周武王“率戎车三百乘,虎贲三千人,甲士四万五千人,以东伐纣”,而商纣王则是临时“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”,却仍然最终落败;
而原本作为周人的部族奴隶、从事养马的秦人,由于国力衰弱,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以前,还是被函谷关以东的诸侯国,作为未曾开化的戎狄来看待;
抛开国势、君主、经济实力、军事策略、民心人望等各种因素不说,从西方起家的他们,为何能以相对衰弱的国力,却最终战胜东方的强敌、一统天下呢?
难道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,不论其他因素,从历史地理来说,真的仅仅是因为依托了关中平原?
历史的星空:从北向南的征服
而在从西向东的神奇路径之外,中国的军事历史中,还潜藏着另外一个惊天秘密,那就是:
从北向南。
公元280年,西晋沿袭曹魏的强大基础,最终渡江南征,消灭东吴、一统天下;
公元588年,隋文帝派遣大军渡江消灭南陈,最终统一全国,结束了为时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乱世;
公元1127年,女真人南下攻占东京(开封),俘虏徽钦二帝,消灭北宋;
公元1644年,满人又南下入关,最终攻灭南明和各地反抗势力,建立清朝;
而在当代史中,解放军也是依托北方,最终从东北反攻直下海南,消灭国民党政权,建立了新中国。
▲西晋南下灭吴:开启中国从北向南的历史走向。
纵横1700多年的时空,可以看出,从西向东、从北向南,是中国的历史时空中,多么神奇的一种组合和趋势。
难道,这真的仅仅、只是一种巧合?
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倪健中在《东西论衡》中指出:“‘十’字是中国人的天下·····先横后竖,先左后右,从上到下,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(尤其经济重心)由西向东,从北向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。”
可以说,一个“十”字,潜藏着中国历史从西向东、从北向南的历史趋势和惊天秘密。
赵匡胤的遗憾:北宋的隐忧
北宋开宝九年(976年)三月,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。
在赵匡胤看来,尽管北宋因袭后周立国,建都东京(开封),但开封位处黄河南岸的平原地区,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,但作为立都的最佳选择,地处关中平原的长安城,由于历经唐末和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破坏,加上粮食运输困难等问题,立都的基础条件已经被破坏。
与之相比,尽管地方偏小,但相对开封来说,“河山拱戴,形势甲于天下”的洛阳,不啻为相对较佳的立都宝地。
▲北宋定都开封,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。
但臣子们却激烈反对,在他们看来,他们的身家财产早已安定在开封,况且开封毗邻黄河和大运河,“当天下之要,总舟车之繁,控河朔之咽侯,通荆湖之运漕”,而作为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,更是力主“安天下者,在德不在险。”
在赵匡胤看来,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说,由于开封无险可守,因此在北宋建国之初,他就被迫集结几十万重兵拱卫开封,而他希望迁都洛阳,就是希望“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”,但作为开国皇帝,赵匡胤有眼光,却没有决绝的魄力,最终只能妥协、定都开封,对此他仰天长叹道:“不出百年,天下民力殚矣!”
赵匡胤的预判是正确的。
一百多年后,宋钦宗靖康二年(1127年),金军攻破开封,北宋灭亡。
作为开国之君,赵匡胤原本想巡着先人的足迹,从东向西逆向寻求一个险固的国都,他也预判到了可能出现的从北向南的军事威胁,但最终他却没能坚持自己的选择。
历史,最终以赵匡胤最不愿意见到的形势,呈上了一个残酷的结局。
“根本之地”:军事政治的基础
对于中国历史呈现的从西向东、从北向南的历史、战略趋势,古人也看出了端倪。
明末清初的魏禧就在《读史方舆纪要·叙》中指出,要“有根本之地,有起事之地。”曾国藩则更进一步指出,“自古行军之道不一,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,筹饷必有责成之人。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,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。”
魏禧和曾国藩的眼光都很独到、老辣。而在影响中国历史从西向东的趋势中,这个“根本之地”就是关中平原;而另外一个影响中国趋势的从北向南的“根本之地”,就是淮河流域。
作为秦人起兵和养兵的基础,关中平原南有秦岭、北有黄土高原作为屏障,八百里秦川四周高、中间低,这种平原与山地相结合的山间谷地,使得关中平原成为冷兵器时代的“四塞之国”、“形胜之区”;无论是周武王、秦始皇,还是刘邦、北周武帝、唐高祖李渊,他们都是依托关中平原,最终从西向东征服了天下。
▲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:是历朝历代从西向东的“根本之地”。
而淮河流域,则是中国历史从北向南的“根本之地”。
三国末年,曹魏与东吴在淮河一带相持不下,魏国的名将邓艾(就是后来率兵进入成都,灭亡蜀汉的邓艾)向司马懿献出高招,说魏国与东吴连年征战,而战线基本僵持在淮河一带,但战事要持续,粮食运输和土地耕耘是基础,因此他建议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,最终灌溉农田二万多顷,使得淮河流域成为曹魏进攻东吴的先锋阵地,最终为西晋灭亡东吴,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。
在最爱君看来,从这一点来说,三国战久归司马,其中消灭东吴和蜀汉的幕后最大功臣,并开启中国历史轴线从北向南的,邓艾是首推第一人。
▲淮河流域:是从北向南的焦点。
淮河流域,也是维系南宋一百多年江山的生命线。
北宋灭亡后,正是凭借韩世忠等人在江淮流域的英勇抗击,加上岳飞、吴玠等人在中原和秦岭一带的驻守,南宋才最终得以守住了半壁江山;而在淝水之战中,东晋能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,也正是由于控制了淮河流域的关卡险要,以及募集到了淮河流域的精锐“北府兵”:正是凭借着淮河流域的土地、人力和资源,南宋和东晋才得以守住了江山不失。
所以,在中国军事政治的轴线上,“南得淮则足以拒北,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”,因此正是在1948-1949年间的淮海战役过后,国民党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,就已经不可避免。
“十字架”:中华民族的神奇趋势
当然,“根本之地”只是一种依托,决定中国历史和战略走向的从西向东趋势,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的迁移:
先是国都从秦朝、西汉时期的长安,
慢慢走向了东汉的洛阳,
尽管中间隋朝、盛唐的首都又回归到了长安,但北宋时最终向东移动到了开封。
▲中国历史:从西向东、从北向南的“十字架”。
此后,关中平原作为“根本之地”被慢慢淡化,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南方,从北向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:
从金国灭北宋、
蒙古灭金国、南宋、
到满人灭南明、
到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大军,
从北向南在中国历史中的痕迹和趋势也越来越明显,尽管中间也有太平天国起于广西,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等案例,但最终的历史走向,仍然是从北向南的胜利。
或许你要说,红军、解放军的胜利,其革命起家的根据地和主要将领,不也都是南方的吗?
没错,但历史的最终胜利,仍然选择了由北到南。
这难道冥冥之中,是中华民族的天意?
不要忘记了,在祖国的南方,还有一个等待我们去渡海南征的所向:台湾。
惟愿:天佑中华!
【参考文献】
韩茂莉:《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
邹逸麟: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述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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